草榴新地址理解瞭“勢利”,才能理解什麼是社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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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朋友前幾天剛見瞭蒯大富,跟我說,受不瞭瞭,這哥們兒,飯桌上一開口就是“兄弟我當年被毛主席接見的時候……”

其實,這也很正常,有多少人能夠走出人生巔峰的記憶呢?人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在線天天看片視頻免費觀看一堆碳水化合物,除瞭身上披的阿瑪尼,身上噴的香奈兒,坐進一輛奔馳600,一個人能凸現自己屬於一個占據更多資源群體的標志,就是他擁有的記憶。記憶最能標明一個人屬於什麼圈子。

不過,這股潮流眼下有瞭新現象。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,在各種場合作報告,像開憶苦思甜會,從來不提“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”,開口總要4408私智聯招聘人影院從“兄弟我當年在陜西農村種地的時候”說起。這也不是一個孤例,我視野中成瞭腕兒的經濟學傢,莫不如此,要麼是“兄弟我當年在生產隊美國已有個州進入重大災難狀態當會計的時候”,要麼是“兄弟我當年在廠裡當學徒的時候”。最絕的是周其仁,絕少談出國經歷,愛說&ldquo疫苗研發最快一年bilibili;兄弟我在完達山打獵的時候”。據說他每說到此,在座的女生都顯露出無比崇拜的神情。

難道這些裘馬輕肥的經濟學傢,真臺北晚九朝五的覺得當年自己種地、當學徒、打獵的時光,是他們巔峰時期的經歷、最幸福的時光?中國有7億農民,教授才有多少啊?不能簡單地這麼說。

記得上個世紀末,社會風氣不是這樣。那時候站在講臺上的,一開口都得是“兄弟我在牛津的時候”、“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時候”,不然根本鎮不住場子。為什麼這些年氣氛發生瞭這麼大的變化?

佈迪厄對於文化資本的分析,給我很大啟發。他有本書,叫《區隔: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》,其中講到各個社會階層如何依靠自己對不同文化符號的熟稔,來標志自己的地位,並和其他階層區隔開來。

當年改革開放開始不久,見個金發碧眼的都非常稀罕,任何海歸,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,都沾瞭西方世界文化資本的光。現在,隨dota便一所重點大學裡都擠滿瞭等待職稱上升的海歸。

於是,在這些新海歸面前,文化符號的遊戲規則就變瞭。隻有開口就是“兄弟我種地的時候”,如何如何,這才是院長、主任級別的范兒,才能讓他們望塵莫及,甘拜下風。念過哈佛又如何,你下過鄉嗎?不服不行,大哥就是大哥。

這並不是指在教授中有這種現象。所謂社會科學,就是你要認識到社會是有客觀規律的,人就像小白鼠一樣,在規律中活著。有個著名的段子,陳丹青聽劉索拉強調王朔是“大院的孩子”,而說起她自己卻“是胡同裡長大的”,就覺得有些聽不明白:按說胡同裡長大的,多數是城市貧民,可劉索拉分明是高幹子弟。陳丹青後來才明白,劉索拉所謂的胡同是史傢胡同小學的胡同,比王朔所住的容納瞭幾百戶軍屬的“大院兒”高級多瞭。這應該是一樣的道理。

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復雜瞭,不過我確實相信,“勢利”不是一個貶義詞,隻有理解瞭什麼是“勢利”,才能理解什麼是社會。